芸斋朗月照今日，文人正气立文章——在《报人孙犁》图书分享会上的发言

《报人孙犁：重读孙犁随笔》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2023年5月出版的芸斋，是朗月一部追忆孙犁之作。作者重读孙犁的照今报人文字、新闻作品，日文人正将三十多年前与孙犁的气立承诺落笔成卷，融汇个人经验，文章侧写出孙犁不为人熟知的报人报人形象。

借昔日之人物，孙犁正今日之风气

1977年，图书我到《天津日报》当记者，分享那时孙犁先生还没有退休，芸斋因而有幸与他共事了十年左右。朗月那段时间，照今我刚好负责编《天津日报》的日文人正报告文学专版，机缘巧合之下，气立天津日报重新发表了几篇孙犁先生早年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立刻引起了我的兴趣。世人都知道孙犁先生写了《荷花淀》《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等文学作品，是著名作家。这些报告文学作品让我了解到，原来孙犁先生早期经常冒着连天炮火出去采访，还是一名非常好的战地记者。

在进城之前，孙犁先生就长期办报，在解放区创办过十几家报纸和杂志；进城之后，他也一直在《天津日报》从事新闻工作。在解放初期，很多从全国各地进入北京、天津等大城市的文人志士都致力于办杂志、办报纸。当时文艺界上上下下有一种跟风的苗头，都在争相为新中国鼓舞欢呼，不少文艺报刊都将为政治服务、为政治运动服务乃至为政治任务服务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分内之事。对此，孙犁先生是有所保留的。他认为文学有自己的规律，文学应当去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的状态，反映政治在生活中发挥的作用、收到的效果，而不是去图解政治口号。

他引述鲁迅先生的观点，作为理论依据。1927年，鲁迅在一次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中讲道：“在这革命地方的文学家，恐怕总喜欢说文学和革命是大有关系的，例如可以用来宣传，鼓吹，煽动，促进革命和完成革命。不过我想，这样的文章是无力的，因为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有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孙犁先生一生推崇鲁迅、研读鲁迅，他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看法，想来背后也受到过鲁迅的启发。

孙犁先生一生从事时间最长的工作是编辑。在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工作人员问他是什么职务，孙老说自己是《天津日报》的编委。但对方查阅后说，工作手册里没有编委这个词，新闻工作人员的职称里只有编辑。孙犁先生就说：“那你就填作编辑吧。”

孙犁先生把编辑工作视为一项神圣的事业，对读者和作者都非常尊重。在总结自己的编辑生涯时，他最为骄傲的就是，“没有给人家丢失过一篇稿件，即便是很短的稿件”。他说，编辑“要像写情书那样认真地写退稿信”，对待作者的来稿“要像对待远方兄弟的来信一样”。

无论今天科技手段如何进步、媒体形态如何变化，最根本的作者、编者、读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变。孙老的精神和教诲，对当下的媒体从业人员，包括自媒体从业者仍然是有意义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正如一位老朋友在写来的读后感中所说，也是想“用一位昔日的人物，来矫正当下的风气”。

文人当以文章立命

为什么我的这本书叫“随笔”呢？是因为我不是在做纯粹的学术研究，不是把孙犁先生当成一个“他者”来分析，而是将他的经历和我的经历融在一起。我把自己也投入其中了。

一直以来，研究者、读者都把孙犁先生视为作家，特别是近些年，大家对他的文学作品越来越推崇。而我得益于与孙老在报社共事，注意到了孙老作为“报人”的侧面。1988年，我发表了评论文章《孙犁作品中的阳刚之美——读孙犁的早期报告文学》，讨论了“记者孙犁”的重要意义。这篇文章见报后，孙老立即给我传来口信，说他读后非常高兴，还向我转达了谢意。由此开始，我便一步步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其间也得到了孙老的认可和支持。

孙犁在战争年代著《写作入门》指导通讯员和写作者

孙犁参与编辑的《冀中导报》

1991年，孙犁先生的一本佚失已久的旧作《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被偶然发现。这是孙犁先生早期的新闻理论专著，价值极高。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又欣喜又纠结。因为我当时是《天津日报》的政教部主任，工作繁重，压力也很大，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做细致的研究。但是如果放着这么好的课题不做，又觉得既愧对了自己，也辜负了孙老。

追随孙犁先生的脚步多年，我也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很多做人的道理。1985年，我被任命为《天津日报》政教部主任，于是立刻兴致勃勃地跑去向孙老“报喜”：“孙老，您知道吗？报社让我去当政教部主任了！”“我知道，”孙老说，“给你一个平台是好事，但你不要忘了，文人当以文章立命。你不能丢掉手里的笔。”当时听来只觉得这句话是一句简单的提醒，但此后的很多年、很多事都让我不断地回想起这句话，越反思越觉得振聋发聩。我们经常见到很多颇有才情的老记者、好写手，一当上领导开始从事行政工作，就不再动笔写作了。我是很幸运的，能够在年轻时受到孙老的教诲和告诫。所以从业四十多年，无论身居何位、身在何处，我都未曾停止过写作。为此，我至今都非常感谢孙犁先生。

而这一次，正在我进退两难之际，想到孙老的提示，又一次帮我下定了决心。“文人当以文章立命。”我毅然请辞，转入新闻研究室潜心研究《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这本小书。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在当年发表了《报人孙犁及其新闻理论的再发现》一文，并首次提出“报人孙犁”的概念。

遗憾的是，1993年我南下深圳，跟孙老当面请益的机会少了，只能零散地写作，没能在孙老生前完成“报人孙犁”的课题。直到我退休以后，才有了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终于完成这个心愿。

从1988年到2023年，这是一本在我心里酝酿了35年的书。我知道，它不会是一本所谓的畅销书，但它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是完成对孙老的郑重承诺。孙老一生为人民写作，所以人民对他、对他的作品一直给予充分肯定和认可，才让我的这本书，有机会出版面世并受到读者的欢迎。所以我说，我是沾了孙老的光。（侯军）

（据2024年1月21日在“我见，作为一种书写的方法——我观现代文坛·《报人孙犁》图书分享会”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