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祖孙三代死 都打不过司马家代表的士族集团

　　近来热播的曹操电视剧《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引发观众们的激烈讨论，神医华佗还没有为关二爷刮骨疗毒，祖孙怎么就在第一集匆匆被曹操送去“领盒饭”了呢?代死都打“华佗之死”固然属于小说家言，在此不作讨论，不过表然而电视剧中离奇错乱的司马士族时间线索，仍是家代集团把一干三国铁粉们整得晕头转向。

　　最使人感觉荒诞的曹操是，第一集的祖孙时间背景设置在官渡大战之前，曹操与其宿敌袁绍尚未展开生死大战;然而，代死都打编剧们却安排曹操把原本在建安二十二年写成的不过表“求才令”挪到此时公诸天下。殊不知，司马士族这道求才令颁布之时，家代集团历史上的曹操曹操已经从魏公进爵为魏王，赤壁之战也已打完将近十年，祖孙哪里还能口口声声再称“曹司空”呢?代死都打

　　按照电视编剧们的设想，“求才令”引来了各路贤能之士，主角配角们“应邀登场”，可以为后来的剧情发展做铺垫。那么，历史上曹操颁布“求才令”是在什么时候?三次求才，真的为曹操招揽了大批贤才吗?对此，曹操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呢?

　　陈平的“铁杆粉”：流氓也能当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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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曹操三次颁布求才令的时间，分别是建安十五年(210年)、建安十九年(214年)、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最早的一次求才，也发生在赤壁之战两年后。综观三份文本，均提及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即西汉王朝开国功臣之一的陈平。陈平飞黄腾达之前，声名不佳。据《史记·陈丞相列传》记载，周勃、灌婴等人曾经向刘邦汇报过陈平的“犯罪前科”——“臣闻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

　　今日大王尊官之，令护军。臣闻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平，反覆乱臣也。”按“小报告”里的说法，陈平曾经对嫂子行为不端、收受过将领的贿赂，并且三次改换门庭，可谓是不忠不义的“反覆乱臣”。但是，偏偏是这么一个不被主流价值观认可的陈平，曹操却大加赞赏，奉为国民偶像。

　　不知道是对自己的精准认知还是无意间的联系，曹操本人与陈平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陈平最终做了汉朝丞相，曹操也做了汉朝丞相;陈平曾被人骂作“反覆乱臣”，曹操则被骂作“乱臣贼子”;陈平曾经行为不端，曹操早年的口碑也不佳。《武帝纪》上说，曹操年轻时“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曹瞒传》云：“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因此多次被叔父向其父亲告状。

　　此外，他更有“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名言传世，所言所行不能被儒家正统的道德评价体系认可。因此，曹操认可并鼓吹陈平的“劣迹”，不仅是为了寻求同路人;更重要的是，他意图以“盗嫂受金”的陈平为典型，扭转自己早年的不光彩形象，向世人昭示：只要有才能，流氓一样能当丞相。不信你看，“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的陈平不就是一个例子?

　　老陈能当丞相，老曹为何不能呢?既然老曹也当了丞相，你们吃瓜群众就不必再喋喋不休地数落我的过去了。

　　求才令因重才不重德的主旨引发臣僚争议

　　矛盾的两面派：说的不做，做的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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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操自称用人重才不重德，但在实际选拔过程中，他说的和做的并不一样。据《三国志》和《后汉书》中的记载，常有曹操听闻某人高名至德，前往遣征的。

　　例如，征召王烈、郑恽等人。有时候，曹操用人不仅重视德行，甚至重视德行人品胜过重视才能。《崔琰传》中曾经讲到，崔琰这个人虽然“才好不足，而清贞守道”，曹操称赞他“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仍然“即礼辟之”。对有道德但才能不足的君子，曹操并没有弃置不用。

　　实际上，曹操有时候不仅不能做到“重才不重德”，而且，他对文武百官中有大才能同时又具有重大政治影响的人物是防备心深重，必欲除之。杀死杨修，逼死荀彧，都是例子。经过荀彧推荐而走上仕途的贤才很多，逐步围绕荀彧周围形成网络，曹操则视之为心腹之患。再看“以名公子有才能”的杨修，就是在曹操第三次颁布“求才令”的当年被杀死的。有才反而成为杨修被杀的诱因。

　　那么，我们再看看三次颁布求才令的实际效果，真的为曹操招揽来大批人才嘛?真实结果可能会使读者们大感惊讶：因为答案是没有招来人才!

　　山西大学卫广来教授根据30卷《魏书》分析，自《诸夏侯曹传》以下，所立魏臣91位传主都是赤壁之战以前被曹操收揽录用的。“事实显示，曹操集团最终形成于建安十三年平荆州，《魏略》所述曹操“拔出细微”的佐命人物，赤壁之战前夕已然全部到位。”也就是说，从曹操大张旗鼓地第一次颁布“唯才是举”令后，再到第三次颁布求才令以后，实际上并没有吸收新的人才。

　　新三国电视剧中的曹操与司马懿

　　“求才令”真相：为代汉作舆论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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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朝皇帝以孝治天下，自惠帝以后，皇帝谥号都有“孝”字。曹操偏偏声称“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可以被举荐做官。这不明摆着拆汉家的台?东汉以儒生立国，曹操豪族出身，并不代表儒学士族的利益，甚至被后者轻视。曹操要改变东汉以来的国家意识形态，要攻破的一道要害关卡就是掌握在儒士手中的道德评判。

　　伟大领袖有一句名言：“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摇摇欲坠的东汉王朝，尚能摇而不坠、死而不僵，就是因为王朝的儒学色彩浓厚，尚能依靠儒家观念维持表面的统治。尽管有各路枭雄野心勃勃，然而除了“妄人”袁术胆敢称帝以外，稍微明智一点的人，并不敢动摇纲常。像曹操这样的聪明人，自然首先选择从意识形态领域进攻，逐步瓦解长久以来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

　　对此，史学大师陈寅恪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曹孟德者，旷世之枭杰也。其在汉末，欲取刘氏之皇位而代之，则必先摧破其劲敌士大夫阶级精神上之堡垒，即汉代传统之儒家思想，然后可以成功。”曹操的求才三令，以重才不重德的主旨，明白宣告“士大夫自来所遵奉之金科玉律，已完全破产也。”为其子曹丕称帝代汉扫清了社会思想上的障碍。但是，曹操的统治之术与东汉以来儒家士族的发展趋势并不符合，其统治的稳定程度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的非凡权术。假若人亡，则难免政息。事实上，曹操与其子曹丕死后，曹魏家族的权力就逐步被代表士族利益的司马家族接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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