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明君唐太宗晚年：竟靠篡改历史美化自己

唐太宗晚年大兴土木 滥用民力

早在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代明当时还是君唐竟靠秦王的李世民灭洛阳王世充后，看到隋炀帝所修富丽堂皇的太宗宫殿，不由得感叹：“逞侈心，晚年穷人欲，篡改无亡得乎?历史”①因此即位后，抑情损欲，美化躬行节俭。自己但随着社会经济的代明恢复，太平盛世的君唐竟靠来临，太宗也逐渐醉心于崇修宫殿之中。太宗

李世民先是晚年以自己身体有气疾为理由修建飞山宫;飞山宫刚刚建成，又修建了翠微宫;翠微宫尚未完工，篡改又开始兴建玉华宫。历史持续不断的美化兴建，大大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当马周向太宗进谏时，太宗竟然说“百姓无事则骄逸，劳役则易使”。魏征听闻之后进谏，认为这“恐非兴邦之至言”②。赋役的加重，导致原来已经安居的百姓再次出现逃亡，并且有人自残手足来逃避赋役。唐太宗下诏禁止，并将其归结为隋朝遗风。当时隋朝灭亡已经二十多年，谁又会保留这样的遗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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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唐太宗决定再次征讨高丽，下令让剑南道(今四川)造船，由于官府催迫甚急，导致剑南百姓出现卖田宅、子女的情况，酿成暴动，太宗不得不调大军弹压。为防止事态扩大，宣布将剑南道造船费用改为官府支付，骚动才得以平息。

唐太宗晚年并不喜欢臣下劝谏

“贞观之治”的亮点之一就是唐太宗的从谏如流。太宗即位初年，就鼓励群臣进谏，厚赏进谏臣僚。在太宗的倡导下，群臣纷纷进谏，王珪、刘洎、岑文本、马周等都是有名的谏臣。流风所及，后宫徐贤妃、太子李承乾乃至辗转入唐的隋炀帝萧皇后都有谏言留下，隋炀帝的佞臣、处处逢君之恶的裴炬也变得敢于直谏。其中最杰出的自然是魏征。仅史书所载，魏征在太宗朝的进谏次数就高达两百多次，对其进言，太宗也基本能做到从善如流，从而演绎出一段君臣佳话。但随着文治武功的鼎盛，太宗逐渐志得意满，渐渐听不进谏诤意见了。

贞观十二年(公元637年)，魏征在与太宗的对话中指出，太宗贞观初年，恐怕别人不进谏，鼓励群臣进谏;三年以后，见到臣僚进谏，还可以高兴地接受;再过一两年，就不喜欢大臣进谏了，虽然能勉强听从，但内心终究不平。

太宗晚年，决定东征高丽，当时大臣房玄龄、褚遂良、张亮、李大亮等纷纷进言反对，但唐太宗完全听不进去，一意孤行，最终辽东之役无功而返。太宗对纳谏态度的转变，也导致臣僚开始变得沉默。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让大臣直言自己的过失，长孙无忌等人却说：“陛下无失。”③谏诤风气的改变，恰好反应了太宗对谏诤态度的改变。

唐太宗篡改历史记录美化自己

起居注主要是用来记载帝王言行、朝政大事的，它按日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是以后编纂史书的基本素材。它的内容既不能外传，帝王也不能过问。这就能使想青史留名的帝王多少有些收敛。玄武门之变中，太宗杀兄害弟、逼父退位的事实，使他既担心社会舆论的指责，更怕史官秉笔直书，招致后世非议。这块心病一直伴随着太宗，让他寝食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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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他终于忍不住向宰相房玄龄提出要看起居注，房玄龄感到为难，幸好谏议大夫朱子奢进谏，认为太宗此举将开恶例，导致以后史官记事会隐恶扬善，难以取信后世。太宗只好作罢。但过了七年，太宗又忍不住问谏议大夫褚遂良，假如自己有什么不善的举动他会不会记下来?褚遂良回答得很干脆：“臣职当载笔，君举必书。”④意思是说我的职责就是记载皇帝的言行，您的一切言行自然会忠实记录。这时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也说：就算褚遂良不记，天下的人也会记住。

既然起居注无法看到，太宗就改变策略，对房玄龄说自己要看国史。房玄龄对太宗的目的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又不敢违令，只好将起居注、国史删略成《高祖实录》二十卷进上。太宗看了之后大为满意，对删改的房玄龄等人大加赏赐。可见房玄龄在如何隐藏玄武门之变的事实上颇下了一番功夫。

就今天的研究来看，贞观君臣修改的并不止玄武门之变这一件事，对于唐朝开国时期的许多事情都进行了篡改。晋阳起兵反隋，唐高祖李渊毫无疑问起了主要作用，这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里可以明显看出，但贞观君臣却将主要功劳都揽到了太宗头上。太子李建成才能不虽及太宗，但也绝非懦弱无能之辈，但在贞观君臣的改写中，建成完全变成了一个嫉贤妒能的小人形象。这种改写，将唐朝建立的主要功劳放到太宗头上，显然是表明太宗打下来的江山自然应该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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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千古明君形象的确立，主要是由于其文治武功，但也与上述的历史改写有关。此外不得不提的是吴兢的《贞观政要》。这部进呈于唐玄宗开元年间的书，其撰写目的就是为了后世帝王以太宗为榜样，学习如何治理国家，因此所记基本上是太宗的嘉言善行。该书在后世影响很大，甚至不少帝王如明宪宗、乾隆帝都亲自为此书作序。随着此书的流传，唐太宗的明君形象也变得更加高大。

唐太宗晚年曾对太子李治总结自己的一生，认为自己“益多损少”、“功大过微”⑤。这一总结是十分恰当的。在帝制时代，国家的治乱系于皇帝一身，皇帝励精图治，则国家兴盛;骄奢淫逸，则国家败亡。唐太宗的一生也再次证明了这一点。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风险系数非常高的制度，皇帝个人的性格、欲望等都有可能改变国家的命运。权力的不受约束，使国家随时都有可能逸出正常轨迹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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